这个词语的灵感,主要来自于熊文灿先生。作为一个没有兵力、没有经验的高级官员,他主要的武器,就是先找这里,再找那里,属于纯忽悠型。

但值得夸奖的是,他的忽悠是很有效果的。在福建的时候,手下只有几个兵,对面有一群海盗,二话不说,先找到了郑芝龙,死乞白赖地隔三差五去找人家(所以后来有的官员弹劾他,说他是求贼),请客送礼,反复招安,终于招来了郑芝龙。

虽然后来证明,郑大人是不大可靠的,但在当时,是绝对够用了。后来他借助郑大人的力量,杀掉了不肯投降的海盗刘香,平定了海乱。

这种空手道的生意,估计熊大人是做上瘾了,所以到中原上任的时候,他也玩了同一套把戏,先here招降了刘国能,再用刘国能,there招降了张献忠,here and there,无本生意,非常高明。

但这种生意有个问题,因为熊大人本人并无任何实力,只要here不行,或者there不行,他就不行了。

张献忠就是个不行的人,按照他的习惯,投降的时候,就要想好几时再造反,所以刚开始,他就不肯缴械。当然,这也有个说法,之所以不肯缴械,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,要留着自己这几杆枪,为朝廷效力。

熊文灿倒是很高兴,表扬了好几次,后来他果真缺兵,去找张献忠要几千人帮忙,张献忠又说还没安顿好,先休整几天。

张献忠住的地方,就在今天襄樊的谷城地区。他老人家在此,基本就是县长了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每天都要去县城里转一圈,算是视察。他手下的兵也没消停,每天都要刻苦操练。

与此同时,张县长也开始意识到,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错误的,比如,每次打仗的时候,都用蛮力,很少动脑子,且部队文化太低,没有读过兵法。为了加强理论教育,保证将来再造反的时候,有相当的理论基础,他找来了一个叫做潘独鳌的秀才,给他当军师。

这位潘独鳌到底何许人也,待查。估计是个吴用型的人物,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,又想干点儿事,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给张献忠干活,具体说就是教书,每天晚上,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,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,课程有好几门,比如孙子兵法等。学习完后,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,结合实际(比如再次造反后,该怎么打仗),分析讨论,学习气氛非常浓烈。

但他所干过最猖狂的事,还是下面这件事。

崇祯十二年(1639)年初的一天,谷城知县阮之钿接到报告,说谷城来了个人,正在和张献忠见面。

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,加上他还比较尽责,就派了个人去打探看看到底是谁来了,谈了些什么。

没过多久,那人就回来了,他说谈了些什么,就不太知道了,但来的那个人,他认出来了。

谁?

李自成。

阮知县差点儿晕过去。

按照常理,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,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,怎么会出来呢?还这么大摇大摆地见张献忠。

让人难以想象,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,他是来找张献忠要援助的。

更让人想不到的是,李自成就这么在谷城待了几天,都没人管,又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其实不是没人管,是没法管。

张献忠之所以嚣张,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。而熊大人,我说过,他的主要能力,就是这里、那里地忽悠,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,就没辙了。

而且更麻烦的是,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。

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里,张头领是个异类,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,反而很像官僚。

比如他在投降后,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。从熊文灿开始,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。而且他还喜欢串门,联络感情,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,他也没忘了,经常派人去送点儿孝敬。所以每次有什么事,他都知道得比较早。

此外,张县长还很讲礼数。据某些史料讲,他去见上级官员时,还行下跪礼,且非常周到。具有如此天赋,竟然干了这个,实在选错了行。

古语有云: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。”而张县长的心,似乎也差不多了,从上到下,都知道他要反,只不过迟早而已。比如左良玉,曾多次上疏,要求解决张献忠,还有阮知县,找熊文灿讲了几次,熊大人没理他,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。

总之,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,熊文灿都表示,这是没可能的,张献忠绝不会反。

对此,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,说熊大人是白痴,是智商有问题。

我觉得这么说,是典型的人身攻击,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,绝非白痴。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,是因为他不能相信。

我相信,此时此刻,熊文灿的脑海里,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,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,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,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。

对话的地点,是庐山。对话的人,是个和尚,叫做空隐。

熊文灿跑去了庐山,找到空隐,似乎是想算卦,然而还没等他说话,空隐和尚就先说了:

“你错了(公误矣)!”

怎么个错法呢?

“你估量估量,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(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)?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有能够指挥大局,独当一面的将领吗(有可属大事、当一面、不烦指挥而定者乎)?”

“没有。”

按照上下文的关系,下一句话应该是:

那你还干个屁啊!

但空隐毕竟是文明人,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(似乎也没太委婉):

“你两样都无,上面(指皇帝)又这么器重你,一旦你搞不定,要杀头的!”

熊文灿比较昏,等了半天,才想出一句话:

“招抚可以吗?”

然而,空隐回答:

“我料定你一定会招抚,但是请你记住,海贼不同流贼,你一定要慎重!”

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,但出自正统史料,并非杂谈笔记,所以可信度相当高。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,指的就是郑芝龙,而流贼,就不用多说了。

他的意思很明确,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,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。可问题是,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,就算海陆空一起来,他也只能招抚。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,无论如何,死撑都要撑下去。

死撑的结果,就是撑死。

张献忠之所以投降,不过是避避风头,现在风头过去,赶巧清军打进来,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辽东,千载难逢,决不能错过。

于是,崇祯十二年(1639)五月,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进攻残局的时候,张献忠再次反叛,攻占谷城。

谷城知县阮之钿真是好样的,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,没有死成,又抢救过来了。但事到临头,很有点儿士大夫精神,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,大家都跑了,他不跑。非但不跑,就坐在家里等着。让他投降,不降,杀身成仁。

很明显,张献忠起兵,是有着充分准备的,因为他第一个目标,并非四周的州县,而是曹操。

以“曹操”作为外号,对罗汝才而言,是比较贴切的,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,他很有点儿水平,作战极狡猾,部下精锐,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,先要拉上他。

罗汝才效率很高,张献忠刚反,他就反,并与张献忠会师,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。

顺道说一句,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,干的最后一件事,是贴布告。布告的内容,是一张名单,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、金额,以及受贿人的名字,全部一清二楚,诏告天下。

不该收的,终究要还。

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,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,应该名列前茅。但此时此刻,受贿是个小问题,渎职才是大问题。

熊文灿还算反应快,而且他很幸运,因为当时世上,能与张献忠、罗汝才匹敌的人,不会超过五个,而在他的手下,就有一个。

在众多头领中,左良玉最讨厌,也最喜欢的,就是张献忠。

他讨厌张献忠,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。他喜欢张献忠,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,却比较好打。他能当上总兵,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,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,心情好坏,只要遇到他,就是必败无疑。

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,虽说熊大人很蠢,但看在张献忠的份儿上,还是要去打打。

几天后,左良玉率军,与张献忠、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,双方发生激战,惨败——左良玉。

所谓惨败,意思是,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,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。

之所以失败,是因为他太过嚣张,瞧不上张献忠,结果被人打了埋伏。

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:一、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,丢了自己的官印,当年这玩意儿丢了,是没法补办的,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。二、熊文灿把官丢了,纵横忽海几十年,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。

一个月后,崇祯下令,免去熊文灿的职务,找了个人代替他,将其逮捕入狱,一年后,斩首。

代替熊文灿的人,是杨嗣昌。逮捕熊文灿的人,是杨嗣昌。如果你还记得,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,是杨嗣昌。

从头到尾,左转左转左转左转,结果就是个圈,他知道,事到如今,他只剩下一个选择。

崇祯十二年(1639)九月,杨嗣昌出征。

明朝有史以来,所有出征的将领中,派头最大的,估计就是他了,当时他的职务,是东阁大学士,给他送行的,是皇帝本人,还跟他喝了好几杯,才送他上路。

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,激动到十几年里,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,此外,他的疑心很重,很难相信人。

而他唯一相信,且始终相信的人,只有杨嗣昌。在他看来,这个人可信,且可靠。

可信的人,未必可靠。

对于崇祯的厚爱,杨嗣昌很感动,据史料说,他当时就哭了,且哭得很伤心、很动容,表示一定完成任务,不辜负领导的期望。

当然,光哭是不够的,哭完之后,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,一样给自己的:上方宝剑,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:平贼将军印。

然后,杨嗣昌离开了京城,离开了崇祯的视线,此一去,即是永别。

崇祯十二年(1639)十月,杨嗣昌到达襄阳,第一件事,是开会。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。杨嗣昌还反复交代,大家都要来,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。

人都来了,会议开始,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:逮捕熊文灿,押送回京,立即执行。